文|星揽史说
编辑|星揽史说
1995年5月下旬，
襄樊市博物馆得知保康县重阳乡发现一件古代铜鼎，
即由卓道成、李祖才、陈千万三人组成调查组前往实地调查。
在保康县文化局、县文化馆的协助下，调查组既了解了铜鼎的出土情况，
还进一步考察了有关的文化遗址。
重阳位于鄂西北大山区保康县城南80余公里，是荆山南麓沮水上游的冲积平地。
原名“重阳坪”,现为重阳乡政府所在地。
这块深谷平地，
呈西北东南走向，
面积约9.5平方公里，包括重阳乡所属的西坪、紫阳、重阳、潮水四个行政村。
1994年11月，西坪村二组一对农民夫妻在重阳坪西北沿、沮水西岸高家山打柴，
于山腰的小路上发现一铜鼎耳露出地面，
随即用木棍拨出铜鼎，扛回家中，后移交乡政府保管。
该鼎为青铜铸造，附耳、子口、圆腹、间底、蹄足、应有盖、出土前已遗失。圆腹夜深、腹外饰两周踏虺纹间一道绚索纹。
长方形附耳饰变形蟠虺纹。
三蹄足较高，外撤，足上部浮雕兽首。器底有环形范缝迹和烟贫。口径41.6、腹深28.4、耳高11.5、足高23、通高46厘米，重19.6公斤。
现藏于保康县文化馆。
这种附耳、子口、深腹高足、足尖外撇的青铜鼎在湖北襄樊、荆州、宜吕和河南南阳等地区的春秋晚期楚慕中已多见，
属典型
的春秋晚期楚式麯。
应称之谓瓷”,河
南浙性下寺楚贵族菜所出同类鼎自
铭足证。
此类鼎在春秋晚期按形制细微的变化尚有前、后段之别
：前段器体较厚重，三蹄足较粗直或略外撒，长方形附耳较规矩；后段器体较轻簿，蹄足瘦高，外撇，长方形附耳往往抹角。
此鼎虽显得高大厚重，但蹄足瘦高，且外撒的弧度大，长方形附耳亦作抹角。
其时代应在春秋晚期的后段。
较之于春秋晚期后段的淅川下寺楚慕，
谷城禹山庙咀幕3,襄阳山湾楚墓M23141所出同类器，显得古朴厚重，说明其时代应在春秋晚期的后段偏早。
鼎之大小、轻重，
在奴隶社会标志着器主身份地位的高低和权势之大小。
此鼎通高46、口径41.6厘米，重量(不含盖)达19.6公斤。
从已发表的资料来看，这在春秋晚期后段的同类器中当属大者。说明此鼎的主人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和十分显赫的身份，
应属于楚国高级贵族。
如此青铜重器出自巍巍荆山的深谷之
内，实属罕见。
只可惜出土现场已遭破坏，
是出自墓葬?还是出自窖藏?尚难断定。
其
出土的位置比山下的沮水河床高出150米左右。此地山高坡陡，地表为小花粟树林，一条上山打柴、放牧的崎岖小路经此而过，
盖因年长月久表土随山水和人、备足踩不断流失，致使铜鼎露出地面。
据当事人现场回忆：铜鼎端正地埋在土中，他路过此地，最初只见鼎耳上端，取回铜鼎两天后，有器盖和其它器物，又拿来铁锄在此深挖
，只见鼎周围有黑土，未见其它任何器物。
按理此鼎若系慕葬所出，应有共存器物和坑位痕迹，但因现场已被严重破坏，经清理一无所获。
若就此地山高坡陡的环境而言，属墓葬的可能性小，属于窖藏的可能性较大。
不过，据当事人反映鼎周围及足下有黑土，这与鼎身现仍粘有黑色泥土的实际相符。此与春秋墓发掘往往见器物周围有棺椁等腐变的黑色泥土的情况一致。
加之历史沧桑，当不能完全排除此处是墓葬的可能性。
二楚与荆山的关联
楚山与荆山的关联，众所周知。地处荆山深谷的重阳出土如此楚鼎，
若不是孤立现象，则对于楚史研究的价值是不可低估的。
因此，重阳一带有无相关的文化遗址，
引起了我们极大的关注
。有幸的是，我们在重阳及其周围进行了初步的调查。
就发现重阳这块冲击平地上有两处重要的文化遗址，
即与楚鼎出土地隔沮水相望的西坪遗址和与西坪村比邻的紫阳村穆岭头遗址。
另在重阳西南10公里还发现了一处锅厂村遗址,现分别介绍如下。
1、西坪遗址位于西砰村西北约0.60公里的沮水东岸台地上，东北至冲口上约0.75公里，
南与出土楚鼎的高家山相距约1公里。
台地高出沮水约15米，呈南北走向。因河水冲刷，东岸不断崩塌，河床东移使遗址面积逐渐缩小，现存遗址南北长约200米，宽约30米。
从河水冲刷的断面可见遗址文化层厚达1.5米。地表暴露出较多的陶片，采集标本6件。
重阳楚鼎及有关遗址的发现，实乃百里荆山之幸事。
其对楚史研究的特殊意义在于它不仅为楚荆山的定位提供了力证，而且为探寻楚丹阳提供了新的重要线索，
还使学术界长期争论的有关楚的历史地埋问题有了更合理的解释。
自古至今无异辞。
然对于楚所在的古荆山的确切地望却众说不一。
近年来，随着楚史研究的深入，仍有南漳西南说(指保康南部延伸至南漳西南的今荆山)和南漳西北说(指南漳西北八九十里处的“将军石”山)僵持不下。
亦曾几次实地考察，
以为泛指的古荆山应指今保康南部东西走向长达百里的荆山山脉。
西段的望佛山最高(海拔1964米),正是《山海经·中山经》所谓“荆山之首”的“景山”。
东段的聚龙山，即是景山“东一百余里”的“荆山”亦即确指的荆山，海拔1852米。
其南侧是源于景山的沮水，东南是漳水发源地，东北是蛮水发源地。
百里荆山自古未闻有楚器出土，故尽管有诸多学者宏论，从未得到地下实物印证。由于不同文献对此本来就有不同记载，
相同文献又有不同的理解。
学者们无论运用不同文献或相同的文献又有不同的理解，皆能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所以，若无地下有关实物的发现，
仅凭文献史料的讨论，恐永无休止。
如今严格意义的荆山——聚龙山南麓的重阳，
第一次出土了典型的楚式青铜大鼎，
并且还发现了相关的文化遗址，无疑是“楚荆山即今荆山”之论的最好的印证。
关于楚丹阳的地望，学术界更有诸多分歧，此不详论。
然楚熊绎之丹阳与楚荆山的联系却为学术界公认。
虽然河南析川楚慕发现之后，
学者提出楚丹阳有可能不在楚荆山，但从楚人自述中所体现的熊绎所居丹阳与楚荆山的联系，任何人亦无法否认。
因此荆山重阳的有关发现，既是楚荆山定位力证，又有可能是楚丹阳地望研究的曙光。如前所述，
根据重阳楚鼎的形制、大小可知其必为楚国春秋晚期的青铜重器，非楚王室高级贵族莫属。
虽无共存器物乃属一大憾事，但无论其出自慕葬或窖藏都表明重阳与楚王室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若系出自慕葬，即说明在春秋晚期重阳还有楚王室贵族留守或居住，或可能因这里就是楚丹阳，楚某贵族死后归葬于此；
若系出自窖藏或由异地转移隐埋于此，亦当说明此地距楚王室居地很近。
由于此地位于异常封闭的高山深谷中，作为楚国的青铜重器因其它缘故远至于此的可能性很小。况且本地还有相关的重要遗址和青铜剑、簇的发现，
足证此楚鼎在重阳出土绝非偶然之巧合。
据此推测：重阳在春秋晚期是楚重要居地，而在楚熊绎之世有可能是楚丹阳所在地，应无可非议。上述有关遗址，
亦应是楚居重阳及今沮、漳上游的部分证据。
由穆岭头遗址发现的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可证
，远在熊绎居荆山之前，重阳已经开发。当“楚国初封于荆山之侧,抑或”“熊丽始讨此雎山之间”之时。
就荆山南麓沮、漳上游大面积而言，乃属草莽之地；而就重阳来说，
已经过世世代代的荆山蛮夷的苦苦耕耘，有了较好的经济基础。
又经楚人艰苦跋涉，
到东周之世经济文化有了较大发展，
故在重阳坪内外经初步调查就已发现西坪、穆岭头、锅厂村三处重要的东周文化遗址。
且可以断言，随着文物考古工作的深入，
沮漳上游地区将会有更多的东周楚文化遗物遗迹被发现。
就地理环境而论，重阳是荆山南麓沮水上游最大的冲击平地，面积虽只9.5平方公里，
却是百里荆山主脉高山深谷内唯一最大的“平原”。
亦是全保康县最大的“平原”这里，群山环绕，位置险要，北面既是楚荆山聚龙山，东西两面亦皆海拔700米以上的高山，
唯东南沮水出口处可下通南漳西南的狭口镇，继而沿小漳河走廊入金镶坪曲阳坪乃至蛮河中上游丘陵地带。
勿庸讳言，重阳之地毕竟偏僻狭小，不可能是楚丹阳的长久之地，一具楚经济、军事实力有了大的发展，
必然将丹阳迁至更利于发展的丘陵平地。
察重阳周围的地形地貌，向西北是荆山深谷，向南亦需越深山狭谷才能到达枝江平地。唯向东过小漳河走廊转而向北过曲阳至蛮河中上游，
才是由高山深谷走向低山丘陵平地的唯一捷径。
楚向外扩展必然选此捷径。当楚在重阳经过一个历史时期的发展之后，必然把丹阳迁至蛮水中上游一带，
然后顺蛮水而下至宜城平原的楚皇城定都。
盖因地名随人迁之故，又把蛮水称“沮水”或“沮漳水”。
所以在先秦应已有两条河流都称沮水或沮漳水。
后世文献中会出现沮漳水名有关以及地名的诸多混乱，且导致学术界长期争论不休，大概即源于此。
结语
诚然，楚丹阳即重阳之论，还缺乏更充分的证据，
重阳的有关发现还只是一个开端，
本文亦仅仅是抛砖引玉。
可见重阳这块冲击平地不可小视，应是古人非常看重的荆山宝地，由此推之，当熊绎之世，弱小楚国初封于荆山之侧，必以此地为根据地，称丹阳。
原本晓有名气的重阳，虽在古代为重地，近世却因交通落后，名声渐小，乃至被学术界所遗忘。
参考文献
1.河南文物研究所等：《浙川下寺春秋楚慕》,文物出版社1991年10月第一版。
2.陈千万：《中子宾布初探》,《江汉考古》1985年第3期。
3.湖北省博物馆：《襄阳山湾东周慕葬发掘简报》,《江汉考占》1983年第2期。
4..《襄樊市文物普查资料汇编》股票如何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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